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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容若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日志

 
 

大将杨业被哪些奸臣害死?  

2016-07-04 20:03:18|  分类: 【史海泛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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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进攻辽国为何先胜后败?大将杨业被哪些奸臣害死?

宋太宗赵光义在太平兴国四年对北汉和辽国发动的战争,先胜后败。

而且这一败高粱河,除了损失大量人员、装备和物资以外,对整个宋军的士气打击极大。作为全军主帅的赵光义,不但没能实现以军功压服太祖诸子和朝中重臣宿将的目的,还被朝野视为失败的主要责任人。

更令太宗无法释怀的是,在撤退的过程中,曾有官兵在“找不到”太宗的情况下,试图拥立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称帝。这次未遂的政变触动了太宗深埋在心底的最大恐惧,结果当赵德昭为参战官兵邀功请赏时,太宗大怒,遂逼德昭自杀。

无敌天下闻

当然,太宗征伐北汉也并不是一无所得,虽然经历苦战得来的太原城被太宗下令平毁,但北汉那支身经百战,以强悍闻名于北方的军队,却大部归了赵宋。在北汉投降官兵中,最著名的一位,名叫刘继业,此人是北汉三代皇帝麾下最出色的将领,也是后汉开国皇帝刘崇的养孙,本姓杨。《宋史》中记述刘继业“以骁勇闻”,“屡立战功,所向克捷,国人号为‘无敌’”。由于当时北汉主要的敌人正是南边的后周和赵宋,因此刘继业作为北汉将领经常与宋军作战。

同时,他生长于当时称为麟州的陕西神木,后又到太原投军,对契丹人南下打草谷的行为深恶痛绝,曾向北汉皇帝进言,认为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主张向赵宋投降,以主要精力打击契丹。

在宋军最后一次征伐北汉时,刘继业又力劝国主刘继元投降。但当刘继元终于投降时,刘继业并没有立刻交出城防,而是“犹据城苦战”。赵光义对刘继业这样一位善战又忠义的将领颇为欣赏,“闻其勇,欲生执之”。最终刘继业跟随主君投降宋朝,太宗“召见业,大喜”,立刻将其任命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并下令刘继业“复姓杨氏,只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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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像,出自清光绪《绣像杨家将全传》

从刘继业到杨业,赵光义获得了一位“老于边事”的悍将。

据时人记载,太宗对这位降将“赐予甚厚”,将其升为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可谓特加赏赐,放手任用。按说太宗并不是一位知人善任的帝王,他重用礼遇杨业,一方面说明辽军给太宗留下了太深的心理阴影,他认为必须使用杨业这样的宿将才能对抗契丹铁骑;另一方面更说明太宗与太祖遗臣关系已经降到冰点,只能以外来降将来平衡太祖朝的老将。

事实证明,太宗把宝押在杨业身上,是赌对了。太平兴国五年,也就是杨业归宋第二年三月,契丹兵十万入雁门,杨业率领数千骑兵自西陉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自是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

从这一仗,我们就能看出杨业的水平:首先他是“以骑制骑”,率领精锐骑兵对抗数量几十倍于己的敌人。其次,他对雁门周围的小径等地形地貌异常清楚,不愧“老于边事”。杨业由于雁门大捷,“迁云州观察使,仍制郑州代州”。

虽然杨业以大捷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太宗对杨业的礼遇,还是遭到了宋军将领们的敌视。

《宋书》记载“主将戍边者多忌之”。后来很多研究者认为,时任三交都部署的潘美也是嫉妒杨业的“主将”之一。但是在历史上潘美并不是一个性格阴暗之人,在此前率军平定广东等战争中也未与手下争功。而太宗本就有以杨业压军内宿将的意思,因此“有上潜书斥其短,帝览之皆不问,封其奏以付业”。太宗这种做法,颇有战国时秦武王嬴荡不疑甘茂的意思,杨业自然是感激涕零,但却没有从实质上平息北汉降将与太祖宿将之间的矛盾,只是将其暂时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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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关关门。雁门关扼守着山西南北交通的要冲,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杨业在此取得雁门关大捷,获得了太宗的礼遇,也遭到了宋军将领的嫉妒。

女主临朝就必定内部不稳?

杨业取得雁门关大捷之后两年,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九月,辽景宗病逝,他12岁的儿子继位,是为辽圣宗。圣宗年幼,其母萧绰摄政,就是著名的“大辽萧太后”。对于萧绰的能力,《辽史》和《契丹国志》都评价较高,说她“神机智略,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明达治道,闻善必从”。说起来,萧绰也确实很善于利用女人的优势,史载她哭着对大臣说:“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引得皇族青年将领耶律斜轸,和燕云地区汉族大地主韩德让挺身而出。有了皇族、本家大贵族萧氏和契丹化的汉族地主的支持,萧绰开始在国内发展生产,整顿军队。而受到太后支持的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也在燕云十六州“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

按说辽国在萧太后统治下秣马厉兵,应该引起宋朝君臣的重视。谁想到宋朝这边的官员,看到萧绰以太后身份摄政,便想起了汉族王朝太后摄政每每带来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自动脑补到辽国身上。宋雄州知州贺令图等人纷纷上奏,将辽国说成太后专权、韩德让宠幸用事,大臣不附,国人疾之。应该说宋朝官员抹黑辽国,情有可原,主旨还是迎合太宗的报仇心理。而太宗再次犯了高粱河惨败时不知己不知彼,刚愎自用瞎指挥的老毛病,决心乘辽国“内部不稳”,一举夺回幽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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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仪卫图》,辽代壁画,纵84厘米,横73厘米,1991年内蒙古敖汉旗贝子府镇大哈巴其拉村喇嘛沟辽墓出土,位于墓室西壁,现藏敖汉旗博物馆。画面表现5名契丹男侍分别持弓箭、琴、高靴、海东青等,在春季出猎前的场景。

宋朝的大部分官员并不赞成太宗蛮干,例如给事中李至就提出,幽州需要数万军队才能攻破,这几万人的给养是个巨大问题。而且幽州地势平坦,“难以取石(投石机的石弹)”。但也有官员支持伐辽,例如刑部尚书宋琪,提出应该从太行东路北进,一举占领燕山和军都山,切断幽州与辽国深腹的联系。为了阻止辽军南援,宋琪还提出应该引桑乾河水灌入高粱。此外,宋琪还根据宋辽军队特点,绘制了阵图。太宗对于宋琪提出的伐辽战略战术十分满意,决定照此办理。

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正月,宋军正式发动三路伐辽,史称“雍熙北伐”。东路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指挥,从保定出发攻击涿州,马军都指挥米信则带兵从雄州趋新城。这一路是两支军队互为犄角,兵力较多。中路以步军统领田重进指挥,从定州出发攻击涞源的飞狐口。西路以潘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出雁门向云州攻击。西路和中路得手后,应该立刻合兵一处,迂回包抄从北方攻击幽州城。为了最大限度牵制辽军,太宗甚至派使臣联络高丽,要求它向辽东侧后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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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负箭持弓人物图》,辽代壁画,纵130厘米,横75厘米。

1998年河北省宣化下八里2区辽墓2号墓出土,位于墓室东壁南侧,原址保存。

在太宗的计划中,东路曹彬实力最强,但战役开始后先担任战略佯动,因此他专门叮嘱曹彬“卿以十余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得贪利以要敌(截击敌人)”。赵光义的如意算盘是,曹彬部佯动,将辽军主力吸引到幽州以南,中路和西路趁此切断幽州对外联系。有趣的是,辽国在战役开始后,所作出的决断正合太宗之意。

宋军三路大军在二月二十一日出动,辽国竟然是在三月初六才得知宋军动向。萧太后与众将商议后认为,宋军西路和中路对辽国威胁有限,而东路是心腹大患,因此必须以主力与东路宋军展开决战,取胜后,再转锋消灭西路宋军。

撤退演变为溃败

战役打响后,宋军开头打得很好。

中路步军统领田重进先在飞狐北全歼辽冀州防御使全军,四月十七日田部打破河北蔚县。而西路潘美三月初九在寰州击败辽军,十二日辽寰州刺史投降。随后这一路宋军又连克应州和云州。但东路情况较为复杂,米信出雄州后,渡过拒马河,在新城打败辽军。曹彬则前进过快,三月十三日便占领涿州,三月十七日曹部轻骑在涿州城南大败辽军。

虽然曹彬占领了涿州,但他的前进速度明显过快,与后勤运输线脱节。赵光义得知曹彬过早占领涿州,大惊失色。而辽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根据高粱河大战的经验,采取坚壁清野,以轻骑昼夜袭扰宋军,并有意识切割曹彬、米信两部联系。辽国游骑很快切断了宋军的粮道。曹兵所部十余万人在涿州城里坐吃山空,十余日后不得不撤回雄州,“以援供馈”。

曹彬后撤的行为,彻底打乱了宋军三路并进的计划。

十几万宋军敌前退却,除了人困马乏外,战斗意志和士气也损耗殆尽。而赵光义遥控指挥,认为曹彬决策失当,遣使制止,令曹彬沿白沟河向米信军靠拢。这样一来曹彬军士卒更为混乱,将领则担心会因为师出无功受到处分。当部队听说中路和西路已经捷报频传后,纷纷要求出战,曹彬不能制止,只得下令部队带足粮食后沿撤退原路向涿州攻击前进。就在曹彬往来于涿州和雄州之间、徒费精力时,辽国太后萧绰和辽圣宗已经领大队人马行至涿州城东50里。为了进一步削弱曹彬,萧太后命耶律休哥派轻骑沿路袭扰曹彬,节节抵抗。加上天气炎热,曹彬军第二次进抵涿州时士卒已经疲惫不堪,粮道又被辽军骑兵掐断。正在曹彬手足无措之时,又传来消息,萧太后率领辽军主力南进,试图与耶律休哥一起,夹击宋军。

眼看辽军主力压来,曹彬完全丧失了理智,决定立刻放弃涿州,在辽军合围前撤回雄州。

他一面命令部将卢斌带领城中百姓先行南撤,一边组织本军主力,准备断后。由于曹彬所部士卒已经连日断粮,人困马乏,因此撤退迅速演变为混乱的溃败。辽军将领耶律休哥见此情景,立刻下令全军追击。

五月初五,辽军在涿州附近的岐沟关追上宋军,战斗很快演变为单方面的屠杀。惊魂未定的宋军在夜暗条件下冒险渡过拒马河,在半渡之际再次被辽军追上,溺死和被杀者不计其数。在宋军退往高阳过程中,辽军发挥骑兵机动性优势,通过尾追和侧翼迂回结合的方式,多次截杀宋军,数万宋军陈尸战场,好不容易征集来的物资和兵器装备则全部为辽军夺走。

牺牲杨业换取主力撤离

岐沟关惨败的消息传到汴梁,太宗急令中路宋军退守定州,西路潘美退回代州,同时调动汴梁禁军北进,封堵岐沟关惨败造成的空档。但辽军并没有像宋军猜测的直接南下,而是转往西方,连克蔚州、飞狐和寰州。赵光义只得令潘美掩护云、朔、寰、应四州百姓南撤。考虑到辽军具备绝对的机动优势,宋军又是失败之后敌前退却,杨业提出一个“围魏救赵”的方案:向北攻击应州,威胁辽军寰州部队的侧后。同时让百姓从朔州东南石碣谷南撤,以精骑伏在谷中段,几千弩手扼守谷口。但是监军刺史王侁和刘文裕却污蔑杨业贪生怕死,甚至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这样一来,杨业被逼到了绝境,只得带兵对寰州进行正面攻击。

他已经知道自己此战难以生还,临行明确表示“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同时,杨业又与潘美约定,在朔州南方的陈家谷埋伏步兵强弩,当杨业撤到此处时予以救援。

杨业寅时出击,到巳时,王侁看到经过6小时辽兵仍未到来,便以为契丹军撤走。为了邀功,他擅自带兵出谷前进,潘美并没有制止。但王侁沿桑乾河支流前进了不远,便得知杨业战败,为了逃命,便带所部逃走。

结果杨业在黄昏时且战且走来到陈家谷,却没有找到援兵,最终在谷口力战被俘,留下“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的遗言,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的壮烈殉国,是雍熙三年太宗二次伐辽最让人悲伤的一幕。辽国对这位纵横边疆30年的名将评价极高。据说萧绰曾下令必须活捉杨业,因此将杨业射落马下的辽将耶律奚底没有得到赏赐。而在大宋这边,潘美、王侁等人最初试图掩盖杨业殉国的真相,但杨业的夫人折氏“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天下之人和皇帝都站在了杨业这边,《东都事略》记述“天下闻其死者,皆为之愤叹”,《宋史》说太宗“闻之痛惜甚”,都说明了舆论的导向。最终,太宗追赠杨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录用六子(杨延昭),将大将潘美降三级;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处理根本无法弥补大宋的损失,《辽史》记述“自是宋守云、朔诸州者,闻继业死,皆弃城遁”。

宋朝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同样认为杨业死得太冤,苏辙就曾写道“一败可怜非战罪”。而百姓对杨业的尊崇,则催生了一大批以杨业,以及其子杨延昭、其孙杨文广等杨门人物为主人公的评话,例如南宋评话已经有《杨令公》和《五郎为僧》。除杨业外,折氏在口耳相传中被演义为佘太君。而潘美则被演义为潘仁美,彻底成了奸臣的模样。

那么,现实中杨业战死与潘美到底有多大关系呢?后世对此始终有所争论,一派认为潘美很早就开始嫉妒杨业,在岐沟关惨败后,有意借辽军之手除掉杨业。但也有人认为潘美至多是没有阻止王侁和刘文裕而已。

单纯从军事角度分析,杨业提出的“围魏救赵”计划有些过于理想,而且没有解决如何尽快与机动力占绝对优势的辽军脱离接触的问题。在潘美看来,杨业本身是骑兵将领,这点从此前雁门关之战就可以看出,他所部骑兵机动性极强,在混乱中容易撤退。而宋军主力以步兵为主,如果被辽军缠上,很难逃出重围。因此潘美命令杨业直接向寰州进攻,明显是准备牺牲杨业换得宋军主力撤离战场。如果再考虑杨业北汉降将的身份,以及太宗与潘美等太祖旧将的私人恩怨,潘美做出这样的决断虽然无情,但也不难理解。而宋太宗事后的处置,也是在综合考虑了各方利益之后做出的决断。

杨家将门

杨业和折氏,都出自河北地方豪族,这些大族自有武装,对周边政权采取朝秦暮楚的态度。杨业本身从小善于骑射,所指挥的部队也以骑兵为主,这在宋军中属于异类。杨业死后被封为崇仪副使的六子杨延昭同样是活跃在河北边境地区。宋真宗称赞其“治兵护塞,有父风,深可嘉也”。杨延昭的第三子杨文广曾在范仲淹和狄青麾下为将,宋英宗认为“文广,名将后,且有功”,最后他当到了步军都虞侯,成为三衙的将官。杨文广娶了当地豪族鲜卑族慕容氏为妻,这就是“杨家将”传说中穆桂英的原型,只是民间将慕容讹传成“穆”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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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像杨家将全传》 熊大木著 清光绪十八年 上海脩文堂石印本

应该说,杨家三代,从杨业事刘崇到杨文广去世,经历了河北割据和宋朝从太宗到神宗5位皇帝,前后近130年。杨家作为地方豪族,能够审时度势,在宋军中建立一番功业颇为不易。尤其是他们作为宋军中的非嫡系部队,又有战功,极容易为世代高门所嫉妒。但是对整个宋军而言,杨家这样善于使用骑兵,甚至能够做到以骑制骑的部队,正是宋军最缺乏的短板。

正是在杨业战死的太宗二次北伐中,后来困扰宋军将领的阵图开始出现。皇帝不上战场,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庙堂上凭想象来指挥战斗,是很难做出正确决策的。而且,随着杨业等名将凋零,宋太宗乃至整个宋军彻底丧失了在野战中与辽军对抗的勇气,片面追求依靠城池甚至地理环境来克制辽军骑兵的发挥。在伐辽失败后,太宗在位期间,宋辽之间又发生了君子馆、土蹬寨、唐河、徐河、子河叉和雄州之战。虽然宋军取得了其中几次防御战的胜利,但整体的劣势已经不可逆转。宋太宗要为这一局面负主要责任。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太宗终于下诏,承担伐辽失败的责任。

在改变战略,将积极进攻改为消极防御后,太宗将大量兵力放在河北平原,依托天险和筑垒组织防御。雄州以东,多河流沼泽,辽军无法展开。而定州方向上大多是平原,太宗在此地植树,并开始根据翰林院天文官孙士龙的设计,设置形如陷马坑的方田,引水入田后,“限其戎马而大利我之步兵”,加上有意识地在河流间修筑运河。

这些工程规模浩大,至仁宗年间才基本完成,大量人工修筑的水田、水塘、运河与天然水道和沼泽结合,各种水域中滋生的蚊虫病菌,也让北方的游牧民族防不胜防。这样一来,原来的平原变为骑兵难以驰骋的陷阱。

当然,从战略角度,如果太宗在北伐中能够做到步步为营,逐步蚕食,那么燕云方向中辽宋兵力对比可能会向有利于宋军的角度发展。在杨业等老于边事的将领训练和指挥下,北宋边军完全有可能拥有在野战中力克契丹骑兵的能力,这才是击败北方游牧骑兵最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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