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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容若

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日志

 
 

袁世凯如果不称帝,中国会怎么样?  

2016-06-06 19:41:47|  分类: 【百年风云】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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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病去世,留下了无尽争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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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袁世凯举行祭天大典

    100年前的今天,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去世。他在死前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改元,从此背负起无法洗刷的恶名。现在人们回头去看这段历史,常常会设想,假如1916年时袁世凯没有当那83天皇帝,近代中国的走向会不会有所改变?

袁世凯在民国总统任上,一直破坏共和,没有可能成为华盛顿

    袁世凯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清朝,是清末新政最重要的推动者。除了众所周知的编练新军外,他还设立天津商务局、鼓励开厂、整顿金融,发展工商业;要求废除科举,大力推广免费的新式学校;在天津开启了中国第一次普选,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直隶自治局”……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促使清帝退位,实现南北统一,这些都是袁世凯的功绩。

    但从1912年3月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16年6月病死,这4年多的时间里,袁世凯破坏约法、解散国会、伪造民意,先使自己当上终身大总统,又悍然称帝,几乎没做任何有利于共和的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之怪魔人物,而决非在十九、二十世纪中有价值的人物”,其人“纯以个人利害为本位,而不知国家社会为何物”,因此“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①

    时人对袁世凯称帝之举,大都无法谅解。胡适听闻袁世凯死讯后,在日记中写道,南北统一时,袁世凯“内揽大权,外得列强之赞助,倘彼果能善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致吾国于治安之域,则身荣死哀,固意中事耳。”然而,“袁氏昧于国中人心思想之趋向,力图私利,排异己,甚至用种种罪恶的手段以行其志,驯致一败涂地,不可收拾……”②


    因此,即使袁世凯在1916年没有称帝,期望他成为一位华盛顿,也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只能假设,如果袁世凯不称帝,满足于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及《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做一个大权独揽的终身总统,那么当时的中国政局会有怎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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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和各国使节合影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在军事、经济、政治方面,会有如下变化

    军事方面:虽能维持表面统一,但要消除割据,难度也很大


    袁世凯称帝败亡,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军阀割据局面正式形成,此为中外史家所公认。如吕思勉说,“及世凯死,则形式上之首领也失之,而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争思割据地盘,篡窃政权焉。”由于北方混战,西南军阀也获得了保持割据的空间。那么,是不是如果袁世凯不称帝,北洋系就不会瓦解,中国就能免于军阀割据呢?

    我们应该看到,早在晚清时期,地方督抚即尾大不掉;辛亥革命后,地方割据之势已成。即便袁世凯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同样无法号令各省。于是袁世凯推行“军民分治”,改都督为“将军”,负责军务;同时设“巡按使”管理民政。此举虽然收效有限,巡按使依旧要听命于将军,但一定程度上开始让中央同地方的关系走上正轨。③


    再说北洋系内部,段祺瑞、冯国璋早已各有势力,让袁世凯心生忌惮。

    民初以来,段祺瑞一直任陆军部部长,掌握军权;袁世凯遂另设“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让儿子袁克定编练“模范军”,企图收回军权。冯国璋则坐镇南京,成为“长江三督”(江苏、江西、湖北三省都督合称)的领袖,“俨然藩镇,渐渐不如当年之绝对服从”④。以至袁世凯怕冯国璋反对帝制,而不敢在称帝前告知其真实想法。

    由此看来,即使袁世凯不称帝,也只能如北伐后的国民政府一样,让中国大致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但是袁世凯面对的内外局面要好很多,日本还没有全面侵华,内部也不存在军阀、革命党外的敌对势力,统一阻力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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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国璋

    经济方面:省下用于称帝、镇压的大笔开销,能把国家财政保持在一个较好水平上


    由于各省截留税收,北洋政府的财务状况一直都没有好过,常年靠借外债维持。袁世凯当政时期相对较好的情况,随着其帝制自为,也迅速恶化。如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说,“形势本来很好,这个国家自行维持得相当成功,它的财政义务都已履行,可是这项帝制运动一下子搞乱了一切。”“要不是这次动乱,中国在偿付财政义务方面,本来是处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的地位的。”⑤所谓“财务义务”,指的是中国需按时偿还庚子赔款等债务。

    1916年5月,中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延期偿付”赔款。莫理循说,“‘延期偿付’这个词当时在欧洲刚刚成为一个时兴的名词,中国财界欢迎它,把它当作拯救他们的符咒”,只是如此一来,“人们对袁世凯仅有的一点信任也消失了”。

    称帝是一件很“烧钱”的事情,袁世凯至少为此花了2000万元,包括称帝前制造舆论的活动经费,如给古德诺50万、给筹安会300万、收买报馆30万;还有准备登基大典,修缮三大殿270万、两件龙袍60万、典礼陈设200万,等等⑥。

    称帝后,镇压云南护国军、山东中华革命军,更需要大笔军费,让袁世凯难以应付。可以想见,如果袁世凯不称帝,一方面能省下一大笔为复辟帝制准备的开支,另一方面不会有护国之役,军费也省了下来,让中国经济少受一次打击。


    政治方面:中华革命党将没有重回国内活动的名义,日本也无法从中谋利


    袁世凯的称帝,给了中华革命党卷土重来的机会。

    袁世凯的重要顾问汪凤瀛在《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一文中说,当年“二次革命”时,革命党人打的旗号就是,制止袁世凯的帝制阴谋,但那时民众相信袁,视孙中山、黄兴为“乱贼”。现在袁世凯一旦称帝,那么“天下皆将服孙、黄辈有先见之明,顿长其身价,增其信用……”同时,海外华侨“一旦见祖国复兴帝制……使之为孙、黄之外府,隐资以无限之资财。”⑦果如其所料,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支持下,于山东建立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以居正为总司令,总人数13000多人,先后拿下潍城、长山等县,一度围攻济南,让山东将军靳云鹏逃往天津。

    这种比较好的形势,随着袁世凯去世,变得师出无名,孙中山给山东党人的电报所说,“袁死,内外情势变,我宜按兵勿动,维持地方秩序,候商黎大总统解决。”其后,这支“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被缩编、解散。⑧ 如果袁世凯不称帝,中华革命党就没有这样一次在国内重新发展的名义,可能要更加长期地在海外发展;也不会给日本一个介入中国事务的机会。当时莫理循即称,“袁世凯权力的最后崩溃,无疑是有助于日本实现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的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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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誓书

袁世凯不会长寿,他不称帝,最大的改变是自己成为一个正面人物

    要讨论袁世凯不称帝,中国可能有的变化,袁世凯的寿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否则无法知道他究竟能掌控中国多久。袁世凯称帝时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莫理循说,“他出生于一个寿命不长的家族,身材矮胖易中风。他的身体并不健康,又从不爱惜自己。过去四年我曾不止一次地催促他去接受一个疗程的按摩。因为他的动脉血管粥样硬化,中风病发作的可能相当大”。这让我们想起一直以来的一个传言——说袁世凯称帝的原因之一,是要打破其家族男人活不过60岁的宿命。

    称帝后,袁世凯更是备受打击。驻华公使芮恩施从袁世凯身边的人那里了解到,“忧虑和绝望正在摧毁他的身体”“过去他的白莱特氏病虽然有所发展,但他身体强健,顶过去了。现在他陷入巨大的烦恼之中,他的身体衰退了。”周自齐告诉芮恩施,“大总统已经丧失了迅速作出决定的果断力,他在面临困难的抉择时简直不知所措。”⑨


    最终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于因神经衰弱引起的尿毒症。⑩

    毫无疑问,称帝失败缩短了袁世凯的寿命,但是以其一贯的健康情况来看,57岁时的他是很难长寿的。

    那么对于袁世凯如果不称帝的假设,变得容易起来——他没有太多时间带领中国走向真正的统一,不过能较为从容地解决继承人问题,让中国不至于太过分裂。当然,最重要的改变是,袁世凯将有机会成为一名正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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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袁世凯的葬礼

注释:

    ①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梁启超全集5》,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39页;

    ②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1915-191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1、402页;

    ③马平安:《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收入苏智良等主编《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6页;④张国淦:《北洋述闻》,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72页;⑤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下)》,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554、555页;

    ⑥姜立新:《从一份账单解读袁世凯的帝王梦》,《文史知识》2006年第7期;

    ⑦汪凤瀛:《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美)古德诺《解析中国》附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第164页;⑧王友明:《中华革命党山东反袁斗争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⑨(美)瑞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第177页;⑩(加)陈志让:《袁世凯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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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于袁世凯的二三事


我国的史书,都是由胜利者写成的,大都是新上台的朝代给被推翻的朝代“写史”,难免有诸多忌讳,往往被后人误读。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的“卖国贼”帽子基本被摘掉了。


袁世凯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对袁世凯应当历史地去看他,不管怎么说,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的就任也是得到当时的“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承认的。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联合各派力量,在四年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应记下一笔。


 关于袁世凯的负面记载很多,但也有值得称道的二三事。


 (一)逼迫清帝退位,响应共和


 19111010日的武昌起义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


 在此危机之时,清政府被迫起用受满人猜忌排挤下野隐居的袁世凯,袁世凯一出马就迅速攻下了武昌汉阳二镇,隔江与革命军对峙。说实在的,在此形势下,孙中山无力北伐。这时的袁世凯大可挥师南下,暂时略定江南,然后回京庆功,做一回大清忠臣,随即架空清帝,宣布君主立宪,享受一下曹操司马懿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审时度势与革命军联合,采取了“逼宫”方式,迫使清帝退位,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避免了一场改朝换代的血腥屠杀。


 不管袁世凯的个人动机如何,这在客观上是有益国家民族的,是有历史积极意义的。


 (二) 在西藏,他坚决维护了祖国的主权


1)1912310日,袁世凯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422日发布的大总统令中明确宣告:“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将来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内政。”这是袁世凯短暂的中华民国总统生涯中捍卫西藏等主权的第一令。


 2)从1912年起,在英国的一手操纵下,召开了关于西藏的“西拉姆会议”。西藏代表在会议上首先抛出了要求西藏独立等的“六项要求”。袁世凯当政的中华民国政府立即电令中方代表陈贻范严加驳斥:“一、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向为中国领土之关系,继续无间……三、西藏于外交及军政事宜,均应听受中国中央政府指示而后行,非由中国中央政府,不得与外国订约……”粉碎了西藏分裂分子及其主子英国妄图西藏独立的阴谋。


 3)英国不甘失败,在中国的西藏和印度边界问题上又非法炮制了一条“麦克马洪线”,公然把历来属于中国的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英属印度。中华民国政府当即电饬 ()陈贻范立即声明:一、取消草签。二、不承认麦克马洪与西藏代表秘密签订的一切条约和文牍。同时,中华民国政府指示驻英公使照会英国政府:中国政府不承认未经承诺之西藏所签之约或类似文牍。


 除上述政令之外,袁世凯还采取一些实际行动。


 于19125月任命在藏的原清军统领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例行前清驻藏大臣的职权。


 钟颖离藏后,袁又任命杨芬等为西藏宣慰使。


 19126月袁世凯命令云南都督蔡鹗、四川都督进军西藏,恢复中央在西藏的统治,他们在今四川巴塘打败了藏军;到了9月,在嘉峪桥大败藏军,计划进军拉萨。十三世达赖也致书及派人与蔡锷、尹昌衡接洽,恳求停火谈判。


 袁世凯在征求了孙中山的意见后,令准备入藏的尹昌衡部停止西进。


1912719日,袁世凯在国务院设立蒙藏事务局,取代清朝理藩院主管蒙藏事务。


该局后于19145月升格为蒙藏院,直隶于大总统,以加强中央对蒙藏地区的管辖。


复封达赖,颁行选举法,19121028日,民国政府发布命令并电告达赖,“现在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


 1913年年4月,袁世凯加封九世班禅“致忠阐化”名号,赞扬他“效忠民国,维持藏事”之功。


 不久,北京政府颁行《西藏第一届国会选举法》随后,两院西藏议员正式选出,其中参议员及候补议员前后藏各五人,众议员及候补议员前后藏各五人,共40人。他们随即于次年参加了第一届国会常会,参与了中央对全国的治理工作。


191342日任命对藏事有经验的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614日又任命陈贻范为西藏宣抚使、胡汉民为副使入藏疏通。后因陈贻范参加西姆拉会议,改令王鉴清为执行正宣抚事副宣抚使由川入藏。


191310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而民国始建,即已宣布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实际上等于同时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三)在外蒙,粉碎了分裂阴谋,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1911年,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19111216日,沙皇俄国策动外蒙古分裂主义分子宣布所谓“独立”,宣告成立“大蒙古国”,尊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以“共戴”为年号。面对蒙古地区的骚动,袁世凯在库伦宣布独立后便接连致电呼图克图:汉蒙本为一家,无须外人参与,彼此便可达成协议。希望呼图克图勿再轻信他人唆使。他随即派北京蒙古王公联合委员会会长那彦图为交涉代表前往库伦。袁世凯在19123月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措施。19128月,袁世凯政府公布了《蒙古待遇条例》,该条例规定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篱待遇,应与内地一律。


 在抚慰政策难规劝外蒙取消独立时,袁世凯一度谋划武力解决。对外蒙叛军进犯内蒙给予了坚决反击。1912年底,外蒙叛军开始大规模窜犯内蒙古各地,袁世凯命令热河、张家口、山西、绥远等地驻军进行反击,相继将外蒙叛军逐出了内蒙。


 191498日起, 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议,会议进行了九个月。


 经过袁世凯政府立场强硬的谈判,中、俄、蒙于191567日签订《恰克图协约》(也叫《中俄蒙协约》)。


 条约第二条 “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第四条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古公事文件上用民国年历并得兼用蒙古干支纪年。”


 第十条 “中国驻库伦大员及本协约第七条所指在外蒙古各地方之佐理专员得总监视外蒙自治官府及其属吏之行为,使其不违犯中国宗主权及中国暨其人民在自治外蒙古之各种利益。”


 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69日外蒙古分裂势力于取消独立。尽管中国做了让步,使俄国在外蒙取得了一些特权,但袁世凯在内外交困形势下,能够使外蒙的身份从独立国家变为中国领土范围内的自治地方,已属不易。


(四)自定“国耻日”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是他一生最大的诟病。但中国的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曾经这样评价过袁世凯:“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他“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的贫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顾维钧作为一个既有实践经验,又有较为系统的外交理论和国际法知识的外交官,他的评价,颇值得人们深思。


这时孙中山在南方已发起“第二次革命”,弄得轰轰烈烈。


日本人趁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际,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立即表示反对。尤其是“二十一条”中的第五条内容是: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对这一条袁世凯认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所以始终拒绝承认,他在第五条末批云:“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开议。”


袁世凯授意向群众泄露“二十一条”的消息,立即舆论大哗,反日舆论沸腾。


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的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也日趋高涨。


日本见事态严重,把日本强加中国的“二十一条” 去掉了关键第五条款,变成无关紧要的“二十条”,日本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条款。191522日正式谈判开始“二十一条”。在谈判中,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5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应,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以当时国力不足于军事抗拒日本。58日,袁世凯在国务会议上悲愤陈词:“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


5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拒绝外,接受日本的要求。袁世凯自己先于国人把59日定为“五九国耻”,并说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袁世凯在遗书自挽中曾写道:“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参看民国初年的曲折发展历史,的确发人深思!


(五)小事几桩


1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不久,袁世凯将拟就的《山东大学堂章程》草案上奏清政府,内称“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奏请先在省城设立大学堂。奏准后,官立山东大学堂很快在他的主持下建立起来,第一批招生300,大学堂学制3年,课程除传统经学外,并设二十多门西学课程。这是中国最早的省立大学。


2)提拔詹天佑等“留美幼童”。


 我们只知道詹天佑是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的第一位中国工程师。可这位工程师是谁人发现提拔的,知者了了。


 詹天佑是1881年,被清廷强令中途辍学的94名“留美幼童”之一。他们在国外学习八年,回国后境遇很惨,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学非所用。袁世凯却特别重视这批“留美幼童”。1901年,袁世凯被清廷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湮没20年之久的“留美幼童”们这才有了用武之地。这年,慈禧老佛爷突发奇想,打算修一条西陵祭祀的“皇陵专用线”。指令袁世凯为这项工程的总督办,袁世凯找到了詹天佑,任命他为总工程师,修建了一条37公里长的铁路,应该说这条“皇陵专用线”这才是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以后,在袁世凯的大力举荐和支持下,詹天佑被任命为京张铁路工程局的总办兼总工程师,这才使的詹天佑有了机会并大显身手,完成了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铁路。铁路开工时,袁世凯派其幕僚郑元直将一座鸟鸣钟送给詹天佑,以示关怀。后又有《致詹天佑函》,写道:修筑京张铁路,乃大张我国人志气之举。除此之外袁世凯与清廷交涉筑路决策,多方告贷筹措资金,排除洋人阻碍干扰,千难万难,比筑路之难恐不在以下。


这批“留美幼童”,很多受到袁世凯的任用,如,梁敦彦,当上京奉铁路总办;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北洋外交负责人);蔡绍基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大学总办(大学校长);梁如浩担任北宁铁路总办和牛庄海关道;曾担任“镇远”舰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袁世凯任命为天津巡警道,成为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人之一,等等。


190591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把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给考试合格的洋学生。“留美幼童”唐绍仪被任命为主考官,“留美幼童”詹天佑和曾经留英的严复被任命为副考官。詹天佑1906年写信给他的美国“家长”诺索布夫人的信中说,“共有42名应考,录取32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陈锦涛,他是1906年在耶鲁得到的博士。……这是开中国考试的先河,过去注重的八股文终于废除了。”陈锦涛,日后成为民国政府财政总长。


应当说,袁世凯是我国历史上最早重视“海归派”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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